缺少國家級科研院所布局的深圳，如何走出一條自己的源頭創新補短板路徑?

　　打造大科學裝置群，設立諾貝爾獎得主實驗室，籌建海外創新中心，引進中外知名高校，政府設立天使投資引導基金……

　　這是近來深圳積極實施的戰略布局。在接受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媒體采訪時，深圳科技創新委員會主任梁永生尤其強調政府當前重點部署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正在研究一整套“組合拳”。

　　他介紹，深圳的創新資助分為六大方向，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協同創新、載體創新、創新創業以及國家、省級科技配套，其中，知識創新的資助比例在加大。

　　以知識創新為代表的源頭創新歷來是深圳的弱項。為了謀求追趕乃至超越，除了上述明顯可見的動作之外，深圳同時在致力于以體制機制的變革與優化來實現這一目標。

　　5月29日，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李克強總理強調，基礎研究屬于發明創造，行政規劃不出來，必須尊重科學規律。要給科學家足夠的產生奇思妙想的時間和空間，釋放他們更大的創新創造活力。

　　新機制打造科研機構集群

　　從2009年起，深圳開始探索“官助民辦非企”新型研究院的組織主體。

　　早期的典型代表是華大基因研究院和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不同于傳統的企業或科研院所，這類新型機構往往從源頭起步，專注于研發周期長、風險較大的領域，一旦研究有突破，將可能在技術和產業化方面實現雙重引領。

　　深圳坤健創新藥物研究院正是一家這樣的民辦非企機構，該研究院致力于研發個性化抗腫瘤藥物。依照行業特點，即便能夠成功獲得突破，一款新藥從研發到上市也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

　　研究院分析檢測中心技術負責人陳孝武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企業受制于盈利的要求，比較難開展這種時間跨度長的研發工作;但跟事業單位相比，民辦非企又沒有那么多限制，除了核心研究方向要受到監管，可以根據市場情況開展一些盈利活動以補貼基礎研發。

　　政府也會在初期給予補助。梁永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這種新的組織機構主要解決的是機制方面的問題，事業單位會有編制、主管單位、預算管理、工資級別等方面的約束，但民辦非企有更大的自主性，自己去注冊，創辦初期可以申請政府的競爭性經費和專項補貼，一旦具備了自身造血功能，專項補貼隨之降為零。

　　梁永生還表示，深圳最近批準設立的科研機構大部分是民辦非企，包括第三代半導體研究院，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團隊有信心能夠做強做大，所以深圳鼓勵這個方向。

　　中國源頭創新百人會秘書長周路明認為，利用民辦非企的組織作為源頭創新的實施主體，深圳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國內外產生重大影響的新型科研機構。

　　但發展基礎研究并非靠一日之功。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強調，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和“功成必須有我”的擔當。梁永生則表示，“還有一句話，‘功力必不唐捐’，基礎研究的成果不會埋沒，這是很長線的，但是必須要去做。”

　　有經濟觀察人士指出，深圳高科技發展的一個重要經驗在于，自上世紀80年代起，科技政策都保持了較好的延續性，持續不斷地加以推動，不斷地補足短板。

　　推動科技體制改革

　　1987年，深圳出臺《深圳市科學技術進步獎勵暫行辦法》和《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根據相關條文，深圳的科技人員，即使沒有深圳戶口也可以注冊民營企業。

　　在當時國內普遍還比較“歧視”私營經濟的背景下，深圳率先鼓勵科技人員興辦科技企業，并以相關措施鼓勵科技人員以“技術入股”方式創業。

　　規定一出，相當于給民營高科技企業發了“準生證”。深圳目前很多有影響力的企業都創辦于政策出臺后的節點，包括華為在內。華為總裁任正非日后承認1987年的文件確實對華為的最初創業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

　　時至今日，深圳官員們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如何通過科技體制的改革與創新，進一步釋放科研人員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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