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新人才是需要培養(yǎng)的，所以，一個民族的創(chuàng)新度高低，跟這個國家的教育息息相關。在中國，但凡提到這個問題，大家都很焦慮。因為我們的教育，似乎不僅不能提供這樣的人才，還可能將可能的創(chuàng)新人才扼殺掉。

　　不消說，用一個現在時髦的說法，教育屬于人才的供給側。供給側出了問題，當然需要改善或者說用改造來加以解決。但是，教育為什么會出這樣的問題，卻不是供給側單方面的。單從供給側想辦法，其實問題無解。

　　有供給就一定有需求，我們需要考慮的，是需求側。供給是需求產生的，而是不是相反。需求產生供給，催生市場，需求是拉動一切的源頭。如果不從需求考慮問題，供給側這邊再怎么折騰，都無濟于事。

　　我們這個社會，天天在喊創(chuàng)新。其實，教育界也是一樣。教育界的領導倡導創(chuàng)新，一點都不比別人差。什么都要創(chuàng)新，大學里研究生考試出題，也被要求必須創(chuàng)新。秘書寫稿子，如果不編出幾個新名詞來，就會被領導批。但實際上，我發(fā)現我們這個社會真正需要的，卻不是創(chuàng)新，更不怎么需要創(chuàng)新性人才。

　　想想小時候，大人對小孩說的最多的三個字是什么?不就是“乖”，“聽話”嗎?事實上，在成人的世界里，乖和聽話，恰是所謂學校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最基本的品質。社會上，也最需要這種人，官場尤甚。古人蘇東坡到死，才發(fā)現自己受騙了。他說：“人家養(yǎng)子欲聰明，我為聰明誤一生，但愿生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蘇東坡的做官史，幾乎略等于流放史，一直被放到天涯海角。如果不是宋代不興殺士大夫，此公的腦袋恐怕早就被砍幾回了。然而，一肚皮不合時宜的蘇東坡，才會有旺盛的創(chuàng)造力，才能有膾炙人口的詩和文。但是這樣的人，官場是不需要的。官場需要的，恰是跟蘇東坡相反的，唯唯諾諾，毫無創(chuàng)意的人。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鏞，伺候過三個皇帝，有什么制度和政策上的創(chuàng)意嗎?沒有，有的只有多磕頭少說話，但是皇帝喜歡，給了他蓋世的尊榮。后來的徐世昌和袁世凱，是一對好朋友，在晚清最后的歲月，都是顯赫的人物。清朝的新政，幾乎所有的改革，都有袁世凱的貢獻，而徐世昌，不過跟著而已。但是，袁世凱被趕回了老家，徐世昌卻官運亨通，成為那時節(jié)漢人官僚中位置最高的一位。官場和社會，給予正面激勵的，不是創(chuàng)新者，而是平庸之輩。創(chuàng)新的人，即使能成功，其風險也是巨大的，稍有不慎就折了。

　　官場引領社會，是中國的慣例。官場的需求，就是社會的需求。不管怎么喊創(chuàng)新，但實際的需求側，卻要的是平庸聽話之人。那你讓作為供給側的教育，又能怎么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