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每當王潮梁身處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時，他仍會想起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

　　作為全國第一個招聘干部，王潮梁1982年從武漢南下深圳，成為千千萬萬名“拓荒者”中的一員。

　　數據顯示，在改革開放發軔的1979年，深圳市人口33萬，GDP僅為1.97億元，最高樓不過3層，與一河之隔的香港有天壤之別。39年后的今天，在這個95%以上人口來自五湖四海、平均年齡只有32.5歲的年輕移民城市，各類人才總量超過510萬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42.9%，100米以上的摩天大樓近1000棟，2017年GDP僅次于香港。

　　一座幾乎從“零”開始建設起來的城市，如何奇跡般崛起成為“影響最大、建設最好的經濟特區”?其背后正是40年來深圳對于人才的高度重視，人才是深圳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基礎。

　　“開山炮”引來

　　南下“拓荒者”

　　1979年7月，隨著蛇口炸響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第一炮”的填海建港開山炮，深圳的命運由此改變。

　　然而，就在深圳到處一片熱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時，蛇口工業區的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據蛇口改革開放博物館顧問林小靜介紹，一些早期由上級部門調派來的干部與外商打交道時鬧了不少笑話，如一位干部在接待劍橋大學教授代表團時，竟問到：你們劍橋大學能建多大的橋?

　　問題很快反映到時任招商局集團常務副董事長袁庚耳中，“我們的干部連基本常識都不懂，如何對外改革開放?”為了適應改革開放的需求，招商局參照國外經驗，向全國公開招聘干部。當時的要求是：應聘者一要符合本科學歷，二要拿到工程師執照，三要年齡在40歲左右。

　　1981年，還是長江航運管理局科研所一名技術人員的王潮梁，在得到香港招商局面向全國公開招聘干部的消息后，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按照當時的改革思路，蛇口工業區先是把招聘干部的檔案存檔，然后取消所有干部級別，按照工作能力安排崗位。這讓王潮梁興奮極了，“看到了一個施展所長的大舞臺”。

　　王潮梁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成為全國第一個“招聘干部”。1982年，他帶著戶口來到蛇口。“當時的干部人事制度尚未走出計劃經濟體制，這意味著，一旦改革不成功，我就很難再回原位端鐵飯碗了。”他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深圳率先打破了由上級部門調派干部的做法，首開新中國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一批又一批“拓荒者”打破人事制度的堅冰，懷揣著干一番事業的夢想來到深圳。據深圳市人才研究會統計，從上世紀80年代初至1992年，深圳從內地引進技術干部約25萬人，接收應屆院校畢業生8萬多人。

　　城市新移民

　　蛇口工業區成立不久，袁庚就成立了干部培訓中心，“培養和世界打交道的人”，被外界稱為改革開放的“黃埔軍校”。王潮梁便是這所干部培訓中心首期48名學員之一。

　　在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看來，人才與改革相輔相成，正是南下的大量人才，為深圳的改革試驗帶來了動力。

　　1979-1984年間，除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外，蛇口工業區先后推出了包括工程招投標、勞動用工制度、勞動分配制度、城市居民住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24項全國第一的改革。

　　“當時其他地方成立企業要走幾個月的流程，而在蛇口，企業從申報到拿批文只需10天。一時間，外資涌入，兩年間蛇口的企業已超過百家。”林小靜說。

　　其中包括中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股份制銀行——招商銀行，中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平安保險，全球最大的集裝箱制造企業——中集集團等創新型企業，全部脫胎于蛇口。

　　特區建立之初，蛇口工業區的外資企業從全國各地招募了上千名外來工，其中大部分是女工。從1984年到1988年，深圳的戶籍人口從初期的30萬增加到60萬，而打工者數量猛增至80萬，女工至少達到50萬人。她們工作在流水線上，成為特區建設的第一代“外來妹”。上世紀90年代初一時萬人空巷的電視劇《外來妹》就記錄和反映了那個時代。以外來妹為典型代表的制造業工人，為深圳初期加工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順應時代浪潮，深圳本地人也紛紛“洗腳上田”，棄漁從商，試水市場，創辦集體經濟，開辦多種經營，走出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批“個體戶”和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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